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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李雅丽,任莹,张智卿.(2023).护士共情疲劳与工作投入的关系: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及授权型领导感知的调节作用.河南医学研究,32(21),3895-3901.
董亚歌.(2016).巴林特小组对提升大学生人际关系的效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皖南医学院,芜湖.
高亚兵,周丽华.(2016).巴林特小组在高校辅导员工作坊的应用.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5),108-112.
杭荣华,何洋,盛鑫,李慧,王莹,韩立欣.(2019).巴林特小组对咨询师职业倦怠和自我效能感的作用.皖南医学院学报,38(3),294-297.
江薇,贾亚平.(2017).巴林特小组对促进护士共情能力的作用.护士进修杂志,32(10),903-904.
阚斌斌,林荣日.(2023).高校辅导员的情绪劳动及其影响研究:基于h省665位高校辅导员的调查.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6(2),11-16.
李聪聪.(2023).情绪调节策略对专门学校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赣南师范大学,赣州.
李君丽,陈思妍,唐利华,黄晓波,李艳青,孙敏,谢振丽.(2024).正念冥想减压训练对儿科实习护生情绪压力及情绪调节效能感的影响.当代护士(上旬刊), 31(10),164-167.
李玲,李少冬,孙扬,程文红,刘文敬,励心怡,李鑫,易正辉.(2023).线上巴林特小组对精神科护士职业倦怠和情绪的影响.中国医药导报,20(29),161-165.
李琦,赵璧,金郁青,朱秀梅,王晓霞.(2016).巴林特小组对护理人员负性情绪的干预.解放军护理杂志,33(16),34-36.
刘阳,李雪宁,王协顺,杨宁,万炳军,史兵.(2020).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运动干预对居家学生负面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43(3),76-83.
罗苏奇.(2023).体育锻炼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体育世界,(9),140-142,159.
山文靖.(2023).初中生学业负担态度、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学校幸福感的关系和干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昆明.
汤冬玲,董妍,俞国良,文书锋.(2010).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一个新的研究主题.心理科学进展,18(4),598-604.
王秦豫,邵利萍,王晶心.(2019).巴林特小组团体心理干预方式对护士自我效能感和情绪劳动的作用研究.新疆医科大学学报,42(2),266-268.
王宴庆,赵鑫.(2015).正念对考试焦虑的影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3(4),746-749.
王玉洁,窦凯,刘毅.(201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的修订.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1),45-50.
谢韵梓,吴继霞,王诗成,阳泽.(2022).儿童期情感忽视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控制感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38(3),407-417.
杨海波,侯志艳,刘芳.(2022).巴林特小组干预对手术室护士情绪智力与职业倦怠的影响.工业卫生与职业病,48(4),286-288,293.
姚林燕,叶志弘,吴皓,程萌芽.(2015).巴林特小组在综合性医院的实践应用.护理与康复,14(8),772-775.
张建人,周彩萍,周玉霞,邱文生,汪植英.(2022).巴林特小组在高校辅导员学生工作中的应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30(5),1134-1137,1129.
张雪娇.(2016).巴林特小组对改善大学生抑郁情绪的效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皖南医学院,芜湖.
张志坚.(2022).专业发展视域下高校辅导员情绪劳动研究.嘉兴学院学报,34(2),140-144.
赵建平.(2012).巴林特小组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教育理论与实践,32(12),37-39.
郑红.(2023).父母情感温暖对初中生问题指向应对方式的影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和干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医患关系工作委员会.(2021).在线巴林特小组工作与学习中国专家共识.协和医学杂志,21(1),33-3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7).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244874.htm
周树芝,张瑞,秦珂怡,王丽霞,梁宇颂,余易达,谷传华.(2025).巴林特小组对阈下抑郁大学生的干预效果:一项解释现象学分析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33(3),631-637.
Bandura,A.,Caprara,G.V.,Barbaranelli,C.,Gerbino,M.,& Pastorelli,C.(2003).Role of affective self-regulatory efficacy in diverse spheres of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Blackwell Publishing Inc,74(3),769-782.
Caprara,G.V.,Giunta,L.G.,Eisenberg,N.,Gerbino,M.,Pastorelli,C.,& Tramontano,C.(2008).Assessing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in three countries.Psychological Assessment,20(3),227-237.
Horder,J.(2001).The first Balint group.British Journal of General Practice,51(473),1038-1039.
McKensey,A.,& Sullivan,L.(2016).Balint groups-helping trainee psychiatrists make even better use of themselves.Australasian Psychiatry:Bulletin of Royal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24(1),84-87.
Nease,D.E.,Lichtenstein,A.,Pinho-Costa,L.,& Hoedebecke,K.(2018).Balint 2.0:a virtual balint group for doctors around the world.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 in Medicine,53(3),115-125.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Online Balint Group on College Counselors’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Ling Hui1,2,Liu Yaning1,2,Chen Zihui1,Gao Shuo1,Xiao Dexin1
(1.Cognition and Human Behavior Key Laboratory of Hunan Provinc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 2.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Hunan Provinc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online Balint group on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of college counselors.30 college counselors were recruited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salon control group and blank control group,with 10 members in each group.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online Balint group intervention once a week for 8 weeks,while the salo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lecture and reading meeting related to emotional regulation once a week for 8 weeks,while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did not receive any treatment.The change in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of the three groups was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using the Scale of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followed up to test the maintenance effect.The results showed that,compared with the salon control group and the blank control group,the online Balint group interven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level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and it was maintained to some extent in the follow-up.The research shows that online Balint group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college counselors’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and the improvement effect and maintenance effect are better than psychological salon.
Key words:Online Balint group; college counselors;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童年期心理虐待和忽视后大学生心理成长——扎根理论的分析
李博涵1,薛 艳2
(1.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深圳 518000; 2.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 210023)
摘 要:心理虐待与忽视发生率高,波及率广,经历“磨难”的个体也往往在心理上获得成长。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深入解析大学生经历此类创伤后的心理成长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创伤经历早期虽造成显著心理损害,但通过持续应对与意义重构,个体可在自我认知、情绪管理及人际观念等方面实现积极成长,且该成长对早期心理损害具有修复作用。这一过程普遍反复而挣扎,深刻影响个体的发展路径与适应功能。
关键词:心理虐待; 忽视; 创伤后成长; 扎根理论; 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B848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5)04-0354-07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22JDSZ3168)部分研究成果之一。
通信作者:薛艳,E-mail:02189@njnu.edu.cn。
1 引言
童年创伤(childhoodtrauma,CT)指:在权威与信任关系中一切对儿童的健康、生存、人际信任、尊严造成实际或潜在的伤害的行为(Organization,1999)。研究表明,童年创伤不仅会直接或间接伤害儿童的发育、自我形成、亲密关系等(Carretal et al.,2013),还是多种心理问题的重要预测因子(Nelson et al.,2017; 秦红霞 等,2020; 赵天宇,王学义,2022)。在各类童年创伤中,心理虐待与忽视因其高发生率、广泛波及面和较强的隐蔽性,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Ross,Kaminski,& Herrington,2019),然而相比其他创伤类型,其对个体成长影响的机制仍缺乏深入探讨。
第45卷第4期李博涵等 童年期心理虐待和忽视后大学生心理成长
心理学探新 2025年
但是,个体并非被动承受外界伤害,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逆境促成长”的观念。Tedeschi在此基础上,首次正式提出并使用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growth,PTG)一词(Tedeschi & Calhoun,1996),将其界定为在与具有创伤性质的事件或情境进行抗争后所体验到的心理方面的正性变化(Tedeschi & Calhoun,2004)。
值得注意的是,PTG并不等同于创伤影响的消失,高PTG水平有时反而与更明显的创伤后应激症状共存(Hobfolletal et al.,2007)。说明该过程充满内在张力与复杂性(Tedeschi & Calhoun,2004)。此外,PTG的发展高度依赖个体差异与情境因素(安媛媛 等,2015),仅借助量化问卷难以捕捉其动态性与深层机制。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心理虐待与忽视常隐藏在“打骂即爱”“严教成才”等观念中,儿童的情感需求容易被忽视,家庭更注重学业成就而非心理福祉。加之城镇化进程中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问题日益突出,使得该类创伤的发生情境更具本土特殊性。因此,从当事人主观体验出发,深入探索童年心理虐待与忽视如何影响PTG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质性方法尤其适合探索此类涉及意义建构与过程变化的心理议题(向敏,王忠军,2006)。扎根理论作为质性研究中的重要路径,能够从参与者视角出发,揭示行为与经验背后的潜在模式与核心范畴(Glaser,2002),有助于构建贴近实际的心理成长理论模型(何木叶,刘电芝,2022)。
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聚焦于童年期遭受心理虐待与忽视的大学生群体,探究该类型创伤经历下的心理成长具体内涵是什么?产生过程是怎样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又有哪些因素起到影响作用?以弥补现有研究对该类创伤积极转型路径关注的不足,并为心理干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2 方法
2.1 对象
遵循强度抽样的原则,抽取信息密度和强度大的个案(陈向明,2000)。综合考虑受访者性别、专业、童年创伤经历、家庭状况、创伤后成长体验等因素共选取9名(男5,女4)为访谈对象,均有意愿谈论与童年创伤有关经历且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入选标准:①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量表各因子分>2; ②抑郁-焦虑-压力量表各因子分都为阴性; ③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得分高于报名者平均分。
2.2 研究工具
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量表(CPANS)(邓云龙等,2007):对个体18岁以前经历进行施测,量表分为心理虐待和忽视两个维度,共31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0.86。
PTG评定量表(PTGI):使用周宵、伍新春等人(2014)修订Tedeschi和Calhoun(1996)编制的创伤后成长问卷。量表分为五个维度,共21个条目,采用Likert6级评分。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0.98。
焦虑-抑郁-压力自评量表(DASS-21):DASS-21是DASS自评量表的简化版,研究使用国内龚栩等人修订的版本(龚栩 等,2010)。量表分为抑郁、焦虑、压力三个维度,共21个条目,采用Likert 4点计分,得分越高,即负性情绪症状越严重。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0.95。
Nvivo11.0质性分析软件,直接导入中文文本,主要能有效地降低质性研究工作中的繁琐度,国内已有运用此软件对定性资料进行分析的文献报道。
2.3 访谈实施
经预访谈并讨论确定提纲后,围绕“童年创伤相关经历”和“创伤后心理成长体验”进行正式访谈。访谈前签署知情同意书,保障受访者权益,受访者有权随时拒绝谈论某个问题、中止访谈或退出。研究在具备心理咨询督导资质的督导师下进行,若受访者由于谈论过往创伤出现情绪问题,研究者将在督导下负责受访者后续的心理咨询及转介。
访谈流程:①向受访者再次澄清研究主题与目的; ②收集受访者基本个人信息及成长史,运用倾听技术唤起创伤记忆与情绪; ③聚焦创伤后受访者的成长性体验,并与其充分讨论,以获得更丰富和有深度的内容; ④结束访谈,平复受访者的情绪,确认其无补充信息后结束访谈。
访谈结束后将录音转为文字,最后录音转录总字数为11万字左右。
2.4 资料分析与编码过程
研究根据扎根理论资料分析程序,采用Nvivo11.0对资料进行编码。最后研究形成四级编码,编码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编码流程图其中一级编码——开放式编码(openingcoding)节点共236个; 二级编码——聚焦编码(focusingcoding)共25个; 三级编码——轴心编码(axialcoding)节点共7个。四级编码——理论编码(theoreticalcoding)阶段回归访谈的原材料和研究逻辑,将不同类属的编码按照更具体的关系进行整合,使研究更具精准性和清晰性。在三级编码上进一步探索发现,“创伤经历”“创伤应对”两个树状节点均围绕“童年创伤”展开,属于陈述当时发生的事情。而“心理损害”“心理成长”均属于感受层面,在时间上处于“童年创伤”之后,因此将两者概括为“创伤之后”。另外,“外界因素”“卷入程度”“自我同情”可概括为心理成长的“影响因素”,最终形成节点3个。童年创伤后大学生心理成长四级编码结果见表1。
表1 童年创伤后大学生心理成长四级编码结果
四级
编码节点 三级
编码节点 二级
编码节点 一级编码
节点-参考点数童年创伤 创伤经历 忽视 15-51 过于严厉 3-5 否认 5-15 创伤应对 行为应对 27-70 心理防御机制 7-27创伤之后 心理损害 不安全依恋 19-66 消极情绪体验 23-70 自我损害 14-49 无意义感 2-5 心理成长 自我成长 16-51 趋渐独立 10-25 共情与善意 13-43 责任 6-13 和解 11-27 情绪管理 6-14 理解生命的意义 7-10影响因素 外界因素 榜样 6-25 客观条件 10-25 联结 20-69 卷入程度 人生轨迹 4-10 情绪 2-10 投入精力 2-3 自我同情 理解自己的不易 5-14 不过分纠结过去 5-21 自我关怀 2-5
2.5 结果效度的检验
根据Maxwell(1996)的质化研究效度理论,采用“参与者检验法”检验效度。邀请所有受访者就描述型效度(描述准确性)、解释型效度(理解准确性)、评价型效度(因素合理性)、推广型效度(过程普适性)进行5级评分(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检验结果表明各项效度均分均>4,效度良好。
3 结果
本研究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系统分析,揭示了童年期心理虐待与忽视影响下大学生心理成长的动态过程。结果表明,创伤经历通过引发心理损害并激发个体的主动应对,最终在多种因素影响下促发心理成长,其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3.1 不同的创伤下的应对
研究识别出三种主要童年创伤类型——忽视、过于严厉和否认,受访者在应对这些创伤时表现出不同模式。
3.1.1 忽视
忽视是受访者谈及频率最多的创伤类型,所有经历的共同在于,其情感、身体、想法没有被抚养者关注。面对间接相关的家庭冲突(如父母关系不稳定),个体常采取回避策略,例如逃离家庭矛盾并将情感能量投注于可控外部事务。如受访者QQ因长期被祖母忽视,在父母离婚时选择离开原有家庭环境:“但其实我奶奶她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内心已经渐渐的被她的行为伤到了……最后我没有选择跟爸爸,这是她当时很惊讶,也是她很愤怒的一个地方”。
对于与自己直接相关的“忽视”,例如身体受伤未得到及时治疗、寄养在别人家、难以得到关注等,个体初期多尝试引起关注,无效后转而采用心理防御机制适应现状。随认知发展,部分受访者开始重新解读创伤,如表示“现在想想可能没有那么有必要”或“不是因为不够爱你,只是没有办法”。
3.1.2 过于严厉
这类创伤特征为父母过分的干涉,或情感表达失当。受访者报告在当时有强烈的不理解、委屈,导致于父母沟通减少。但通过运用合理化、转向自我、情感隔离的心理防御机制,以及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受访者现在大多表示理解父母当年的行为,但经历造成的伤害仍然是存在的。若XW所述,虽然理解了父母的用心良苦,但仍不认可打骂的形式,也不否认其对自己造成的伤害。
3.1.3 否认
该类创伤表现为个体价值与感受被否定或扭曲,引发最强烈的情绪反应和心理损害。应对方式集中体现为环境转换、寻求外部认可和努力证明自我价值。例如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家庭条件中的QQ和CO就通过学业成就确立自我价值,其他受访者亦出现“我比他们强”、“特别想给他们长脸”等表达。
3.2 心理成长的内容
心理成长主要体现在七个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维度,这些维度共同构成了个体积极适应的核心图景:
3.2.1 自我成长:内在力量与价值感的提升
自我成长主要体现在个体内在心理品质与认知能力的积极改变上。受访者的自我成长呈现出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
其一,是心理力量感与韧性的增强。经历创伤后,个体在处理问题时感受到自身能力的提升,学会了以更具适应性的方式(如反抗压迫或接纳现实)应对外界挑战,从而增强了心理韧性,并更好地进行自我规划与环境适应。这种内在力量的提升体现在诸如“更多靠自己而不是靠别人”、“不可能说我要它好它就好,只能接受,然后去习惯”、“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去争取”等表述中。
其二,是向内的自我接纳与价值确立。这指向个体对自我认知的深刻转变。受访者描述了从深陷于童年创伤带来的痛苦、迷茫和过度在意他人眼光,逐渐过渡到学会接纳自我、保护自我、并最终成为自己的历程。这一过程意味着个体将关注点从外部评价转向内部认同,实现了与自我的和解,并建立起更稳定的自我价值感。
3.2.2 趋渐独立:行为分离与边界建立
该维度主要指个体在行为与人际关系采取的分离与个体化的过程,为应对童年期与家人(尤其是父母)未形成良好亲密关系而采取的分离与个体化过程。这是在“自我成长”所奠定的内在力量基础上,向外展现的实践性转变,其核心是建立健康的人际边界。
在行为层面,受访者通过一系列具体行动主动推动与父母情感依赖的分离,并实践独立生活的能力。例如,通过兼职、校外租房、自主规划未来等方式,在经济和空间上减少对家庭的依赖,为自己创造独立的心理与物理空间。
在观念与关系层面,受访者表现出建立健康人际边界的强烈意识。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在情感上与原生家庭分离,区分自我与他人的需求和人生路径。这体现在“我是我,他们是他们”、“我可以用不同于他们的方式去表达”、“你有你的路要走,我也有我的路要走”以及“他们都觉得是,我就想刻意去看看到底是不是”等表述中。这表明他们不再盲目遵从家庭期望,而是基于自身判断去探索世界,从而塑造一个独立的身份。
3.2.3 共情与善意:关系中的理解与关怀
该维度聚焦于个体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的特质与能力。曾在关系中受伤的受访者,发展出了对关系独特的深刻理解,并倾向于在关系中表现出尊重、真诚、接纳、善解人意等积极品质,并愿为他人提供支持。例如认为“关系是一直都在”、“要对他人有价值”、“关系是通过约定建立的联结”、“朋友有不同层次”。
3.2.4 和解:对创伤的释然与认知重构
该维度强调个体与过去创伤经历的情感关系变化。它并非指忘记创伤,而是指通过理解当时的情境、看到创伤带来的长远塑造,从而在情感上达成释然、谅解甚至感恩,如出现“因祸得福”、“感谢经历对自己的塑造”等观念。受访者会出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感谢经历对自己的塑造”、“因祸得福”、“目的是为了自己好”的观念,或者结合当时的情境,理解父母的行为。
3.2.5 责任:使命感的萌发
该维度体现为一种主动承担的使命感。一方面源于对他人的谅解,不希望他人重蹈覆辙; 另一方面源于对自我命运的掌控,表现为“要为自己选择负责”、“责任会让我更好生活下去”等,推动个体更积极地生活。
3.2.6 情绪管理:对情绪的觉察与调控
该维度特指情绪相关的具体能力。因自身痛苦经历而更易觉察他人情绪,或因情绪不被重视而学会重视自身情绪,最终表现为“察言观色”、“情绪调节能力强”、“对情绪敏感”等能力的提升。
3.2.7 理解生命的意义:存在性思考的深化
该维度是成长中最具哲学色彩的层面,指个体在创伤后更频繁地engage in对生命本质、死亡和存在目的深度思考,并得出诸如“一定要有一个目标,然后去追求它”、“我之所以还活着,可能就是因为我还没死”等个人化结论,从而获得活下去的理由和方向。
3.3 心理损害与心理成长的相互作用
将轴心编码还原至访谈原文中又可发现,由创伤事件造成的心理损害会对受访者造成各方面消极的影响。而受访者通过行为和心理防御机制应对这种影响的过程中会产生对应的心理成长。即心理损伤内部的聚焦编码与心理成长内部的聚焦编码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如图2所示)。
图2 童年创伤后大学生心理成长的产生
表达更多“不安全依恋”这一心理损害的受访者,会更多谈论对与他人关系的探索与思考。一方面渴望亲密的联结,例如寻找亲密的朋友、建立恋爱关系、追随榜样等。另一方面又始终与他人保持着心理距离。例如,有的受访者虽然积极建立和维护与他人关系,但“真正深层次的朋友”不多,不会轻易将自己“深层次的东西”告诉他人,也有受访者将这种状态描述为“警惕性变得很高”。在对关系探索的过程中,受访者也始终会感受到原有心理损伤的影响。例如在关系中不敢表达需求、认为“会被拒绝”、对他人要求苛刻等。但最终受访者会产生趋渐独立、共情与善意、和解、责任的心理成长。
表达更多自我损害的受访者会谈及更多对自我价值的探索,在这个过程原有的创伤,例如情绪化、低自尊、残缺的等,也会对其进行阻碍。而在形成了自我接纳,自我力量感、情绪管理等心理成长后,这一部分将治愈受损的自我。
3.3.1 收获心理成长的复杂感受
收获心理成长,受访者并不会很快从创伤中得到解脱,而是会带着产生这份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艰难与不易继续生活下去。心理成长一方面会让受访者体会到自身的韧性,更多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但其认知上会把它形容成“被动的接受”,带着无奈感,也有来访者表达体会到一种“空的”感觉。也有来访者表示有些成长,例如“在意他人感受”会觉得太过了,希望能用更合适的方式和程度表现。
3.4 影响因素
心理成长过程受三类因素影响:
3.4.1 外界因素
外界因素可将其细分为联结、榜样、客观条件三类,这是所有影响因素中被提及频次最高的。
首先,在联结方面,受访者提及最频繁的,一方面是来自非创伤始作俑者长者的爱与关注,例如奶奶、老师等,另一方面是后期自己在去建立新的友谊、恋爱关系也会收获很多感触。
除了给予受访者支持、关注的积极联结,他人的贬低、养育者的不良品质、对他人的辜负等带有伤害性的消极联结体验也会促进受访者的心理成长。
在客观因素上,“其他突发事件的发生”、“现实发生的困难”、感受到“时光流逝”也会对受访者产生影响。
3.4.2 卷入程度
不同的受访者在创伤经历的认知、情绪的卷入程度是不同的,其对于创伤在自己人生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具体表现为,认为创伤对自己影响更大的受访者会在创伤经历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与创伤和解,他们在访谈过程中会有落泪、提高声调等更强烈的情绪反馈。而较少回忆创伤经历的来访者则对曾经的很多细节记忆模糊,谈及的成长也更少。
3.4.3 自我同情
经历过童年创伤的受访者在回想经历时会感受到痛苦、愤怒、委屈等一系列消极的情绪体验,而当其展现与心理成长相关的认知活动时,受访者除了与创伤经历正面抗争,与其划清界限外,会表达出例如“自己已经很努力了”“我想抱抱她(过去的自己)”“不要苛求自己”“放过自己”等理解自己不易的情感。同时会描述自己要“向前看”“规划以后”等未来指向,与过去告别。
4 讨论
4.1 心理成长的产生过程
研究结果揭示,大学生在童年期经历心理虐待与忽视后所呈现的心理成长,源于其在应对创伤引发的心理损害过程中,受到联结、卷入程度与自我同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该过程清晰揭示了个体对心理损害的深刻体验,而最终形成的心理成长又对心理损害产生修复作用。整体过程呈现挣扎而反复的动态特征。
这一点符合Tedeschi(2004)提出的功能描述性模型:创伤引发心理应激,挑战核心认知,促使个体进行建设性认知加工,从而在自我、关系、人生观方面产生积极改变。情绪痛苦激活认知过程,超出经验的创伤促使个体积极适应以减轻痛苦。表达和理解创伤及消极情绪的意义,是促进PTG的关键(Manneetal et al.,2004)。
4.2 心理成长的内涵
研究生成了心理成长的七个方面,与既有的PTG五维:个人力量、新的可能性、人际关系、精神改变、感恩生活(Tedeschi & Calhoun,2004),有一定的重合。例如个人力量感的普遍增强、对人际关系的重新认知等。然而,因本研究聚焦于心理虐待与忽视这一特定创伤类型,所发现的心理成长内涵更为丰富和具针对性。
在人际关系方面,除以往研究中强调的“共患难见真情”与共情能力提升外,本研究还发现个体表现出与过往关系的和解、承担责任的意愿及设立健康人际边界的能力。在生活态度方面,不同于常见“深感幸运”类积极情绪,本研究受访者更多表现出对创伤经历的释然、对未来的希望与对生命意义的深入探索。总体而言,本研究揭示的心理成长更强调在接纳自我的基础上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并注重向内探索与自我整合。
4.3 心理成长的持续挑战
研究发现,心理成长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与创伤完全和解。尤其对于处于成年早期主要发展任务为发展“亲密感”的大学生,在自我认识与人际关系领域仍面临持续挑战。
具体而言,在关系层面,受访者渴求与外界建立联结,但又因早年心理虐待和忽视经历导致的安全依恋基础的缺失(Bowlby,1977),在关系中常感受到焦虑、挫折、难以信任他人、保持心理距离。
从存在感方面,许多受访者都曾描述,经常体验到无意义感、孤独感,甚至存在孤独感(Yalom,2015)——感知到自身与他者间的根本鸿沟。部分个体会通过满足他人期待或陷入纠缠关系来寻找存在感。
成长本质上是分离个体化、成为独立自我的过程(Rank,1945; 弗洛姆,2015)。许多受访者因早年求助无回应,过早形成“与父母不同”、“无人帮助”的独立意识。这在推动独立的同时,也因缺乏内在安全基础去承受分离议题,加剧了内在的孤独与不安。访谈中“希望不要太在意他人,成为自己”的表达,表明个体正逐渐领悟成长真谛,学习接纳和消化此过程中的消极体验。
4.4 针对心理成长的建议
4.4.1 注重联结
研究证实联结是促成长的关键外力。良好的社会支持确能促进PTG(刘雯雯 等,2021)。
引导个体承认并接纳安全基础缺失的显示,同时鼓励与他人建立积极的关系(如朋辈、师生、咨询关系等),不仅将获得更多的帮助,也会产生新的体悟。孤独感可以被共享,爱能够弥补孤独感带来的痛苦。伟大的关系可以突破孤独的障碍,压制它的严厉规则,在不同个体的自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跨越对世界的恐惧深渊(Buber,1965)。
4.4.2 培养自我同情
通过纵向观察访谈记录发现,受访者从对于童年创伤耿耿于怀到逐渐放下,这一过程中往往有一个类似于过渡的阶段。这一阶段受访者会谈及一种自怜、决定不过分纠结过去、自我关怀等等的复杂的感受,研究将其总结为“自我同情”,这也是获得心理成长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现有研究表明,当面对挫折情境或自身的缺点时,个体持理解、接纳、宽恕的态度,而并非批判、责怪的态度,不仅有利于个体进行积极应对(Neff,2003),也会有更多积极感受(薛艳,2020)。也有实证研究发现,自我同情水平较高的个体在创伤事件发生后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PTG(Neff & McGehee,2010)。因此引导个体在创伤经历后接纳、宽恕自身在创伤中无能为力的现状,而非责怪、批判,将更好的促进心理成长。
4.4.3 促进认知向行为转换
研究发现,真正的成长源于对心理损害采取具体应对行为。如学业努力、建立关系、追求目标。仅仅表达停留在认知层面而没有转换为行为的领悟并不能让受访者从创伤经历中得到真正的成长。
这一点可用德西与瑞安的自我决定理论解释。该理论指出,满足个体的三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性(掌控行为)、胜任力(效能感)和关系性(归属感)——是实现内部目标的关键。将心理成长转化为具体行为,能有效满足这些需求,进而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和适应性。
Hobfoll等人(2007)提出的行为模型指出:“真正的”PTG需导致与成长相关的行为,从而减少痛苦。仅有认知重构而无行为对应,成长可能是空洞甚至有害的(Bonanno,Rennicke,& Dekel,2005)。在临床上,当心理治疗师面对创伤后群体时,由于经历创伤事件时个体无法按自己的意愿行事,通过授权行动让当事人重新感受到对自己的掌控感是治疗中非常重要的一步。而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的治疗,不促进相应的社会行动,可能将未能促进最有益的那部分心理成长。因此引导个体将停留在认知层面的心理成长转换为相应的行为,将让心理成长发挥更大的作用。
安媛媛,李秋伊,伍新春.(2015).自然灾害后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质性研究:以汶川地震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107-113.
埃里希·弗洛姆.(2015).逃避自由(刘林海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邓云龙,潘辰,唐秋萍,袁秀洪,肖长根.(2007).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量表的初步编制.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16(2),175-177.
龚栩,谢熹瑶,徐蕊,罗跃嘉.(2010).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DASS-21)在中国大学生中的测试报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8(4),443-446.
何木叶,刘电芝.(2022).扎根理论的运用:误区与策略.心理科学,45(5),1273-1279.
李晓凤,佘双好.(2006).质性研究方法.武汉大学出版社.
刘雯雯,李林,宋静静.(2021).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与创伤后成长关系的元分析.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9(5),645-651.
秦红霞,许燕,史慧玥,蒋奖.(2020).童年期创伤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早期适应不良图式和负性生活事件的作用.心理学探新,40(3),277-282.
涂阳军,郭永玉.(2010).创伤后成长:概念、影响因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心理科学进展,18(1),114-122.
向敏,王忠军.(2006).论心理学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对立与整合.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51-54.
薛艳.(2020).青春期不同阶段宽恕心理发展水平的质性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6),75-87.
赵天宇,王学义.(2022).童年期创伤与边缘型人格障碍.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2(2),129-133.
周宵,伍新春,安媛媛,陈杰灵.(2014).青少年核心信念挑战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反刍与社会支持的作用.心理学报,46(10),1509-1520.
Bowlby,J.(1977).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affectionalbonds:I.Aetiology and psychopathology in the light of attachment theory.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130(3),201-210.
Bonanno,G.A.,Rennicke,C.,& Dekel,S.(2005).Self-enhancement among high-exposure survivors of the September 11th terrorist attack:Resilience or social maladjustmen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88(6),984-998.
Carr,C.P.,Martins,C.M.S.,Stingel,A.M.,Lemgruber,V.B.,& Juruena,M.F.(2013).The role of early life stress in adult psychiatric disorders:A systematic review according to childhood trauma subtypes.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201(12),1007-1020.
Fromm.(1941).Escape from freedom.New York:Holt,Rinehart,Winston.
Hobfoll,S.E.,Hall,B.J.,Canetti-Nisim,D.,Galea,S.,Johnson,R.J.,& Palmieri,P.A.(2007).Refi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raumatic growth in the face of terrorism:Moving from meaning cognitions to doing what is meaningful.Applied Psychology,56(3),345-366.
Manne,S.,Ostroff,J.,Winkel,G.,et al.(2004).Posttraumatic gorwth after breast cancer:Patient,partner,and couple perspective.Psychosom Med,66(3),442-454.
Maxwell,J.(1995).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Cambridge: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Martin,B.(1965).Between man and man.New York:Macmillan.
Neff,K.D.,& McGehee,P.(2010).Self-compassion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mong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Self and Identity,9(3),225-240.
Otto,R.(1945).Will Therapy and Truth and Reality(trans.J.Taft).New York:Alfred A.Knopt.
Organization,W.H.(1999).Report of the consultation on child abuse prevention(pp.29-31).March,WHO,Geneva.
Ross,N.D.,Kaminski,P.L.,& Herrington,R.(2019).From childhood emotional maltreatment to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ulthood:The roles of self-compassion and shame.Child Abuse,Neglect,92,32-42.
Tedeschi,R.G.,& Calhoun,L.G.(1996).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Measuring the positive legacy of trauma.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9(3),455-471.
Tedeschi,R.G.,& Calhoun,L.G.(2004).“Posttraumatic growth: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Psychological Inquiry,5(1),1-18.
Young,J.E.,Klosko,J.S.,& Weishaar,M.(2003).Schema therapy:A practitioner’s guide.New York:Guilford Press.